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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录音开始于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分钟。

　　程晚晴在电话里哭得说不清话。

　　“她还在动。”

　　“淮川，我要不要先叫救护车？”

　　宋淮川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。

　　“先别打。”

　　“你喝过酒，警察到了谁也保不住你。”

　　“把定位拔掉，等我过去。”

　　录音到这里断了一次。

　　七分钟后，她又打了第二通电话。

　　“她一直叫姐姐。”

　　“淮川，我害怕。”

　　“我马上到，你什么都别碰。”

　　“记住，你坐在后排。”

　　安安在雨里发出的声音很轻，却一直留在录音背景里。

　　我听过无数次她康复时的痛苦呻吟。

　　原来三年前，她也曾拼命向人求救。

　　宋淮川听见了。

　　程晚晴也听见了。

　　他们谁都没有拨出那个电话。

　　我把手机交给律师，没有再和程晚晴说话。

　　后面的调查持续了很久。

　　程晚晴承认酒后驾驶、逃逸和提供虚假陈述。

　　宋淮川也承认延误救援、处理车辆和销毁店内记录。

　　修理厂因为他的行为失去几个重要合作项目，其他股东要求他退出经营。

　　我拿回属于自己的股份和出资，没有接手那家公司。

　　宋淮川在等待处理期间给我写过很多信。

　　第一封解释事故当晚他有多害怕。

　　第二封回忆我们一起开第一家店时吃过的泡面。

　　后来的信越来越短，只剩一句对不起。

　　我一封都没有拆。

　　安安恢复得比医生预想更快。

　　她放弃重新参加专业舞蹈考试，报名学习了舞蹈康复训练。

　　她说自己以后想教那些和她一样，需要重新认识身体的人。

　　我也回到原来的行业，从最普通的运营岗位重新开始。

　　没有人替我们补回三年。

　　我们只能把剩下的时间过好。

　　一年后，安安回原来的康复中心办理最后一次资料转移。

　　她已经可以拄着手杖独立走完一条长廊。

　　我们经过宣传栏时，看见最角落还贴着一张寻找肇事司机的悬赏海报。

　　纸张被太阳晒得发黄，宋淮川的联系电话已经模糊。

　　安安停下来。

　　“姐，还留着吗？”

　　我揭开海报翘起的一角，将它从玻璃上完整撕了下来，扔进门口的废纸箱。

　　新生活，刚刚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