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

　　录音只有四分钟。

　　我没有听。

　　当地技术人员帮我解除保护，将文件彻底删除。

　　梁既明回国后，接受了伪造证件和盗用账户的行政处罚。公司保留了进一步追责的权利，他也公开退出唐绮的所有演出项目。

　　唐绮的巡演没有停。

　　她换了新的录音团队，很快恢复工作。

　　网络上那段轰轰烈烈的“恐高爱情”，只热闹了半个月。

　　失去工作和名声的人，只有梁既明。

　　他开始在机场做志愿者，专门帮助有飞行焦虑的旅客。收入来自零散的音频剪辑，比过去少了大半。

　　这些消息是朋友邹岚告诉我的。

　　我让她以后别再转述。

　　“他每个月都去你父亲墓园。”她说，“不进去，就在门口坐着。”

　　“那是他的事。”

　　“嘉宁，他整个人瘦得脱了形，看着特别憔悴。”

　　我直接关闭视频。

　　人犯下错承担代价，落魄狼狈本就是理所应当。

　　赫尔辛基的工作比预期忙。

　　我需要重新设计两条货运线路，还要协调不同国家的地勤团队。刚到岗的第一个月，我几乎每天加班。

　　齐峥负责国内对接，经常和我开视频会议。

　　我们谈运价、仓位和延误率。

　　从不谈梁既明。

　　有次会议开到一半，我胃痉挛，脸色很差。

　　齐峥暂停共享屏幕。

　　“药在哪里？”

　　“抽屉。”

　　“先吃。我让当地同事送你去医院。”

　　“报告还差一页。”

　　“货不会因为你休息两小时长腿跑掉。”

　　他联系同事，替我取消后续会议。

　　整个过程没有一句“落地报平安”式的空话。

　　我从医院回来后，桌上放着一张新的排班表。

　　齐峥把我的休息日还了回来。

　　被人照顾无需付出解释成本。

　　这种体验很陌生。

　　两个月后，梁既明寄来一只纸箱。

　　箱子里有七年间我送他的东西。

　　旧相机、围巾、备用钥匙，还有一只装满登机牌的铁盒。

　　他将自己陪唐绮飞过的二十三张票根全部剪碎。

　　最下面放着一本飞行治疗手册。

　　最后一页写着：

　　“恐惧等级从十分降到三分。可以独自完成中长途飞行。”

　　我把治疗手册寄回去。

　　其余物品分类处理。

　　旧相机捐给社区。

　　钥匙剪断。

　　围巾放进回收箱。

　　撕碎的登机牌碎片统一放进保密废纸袋销毁。

　　一个月后，梁既明突然出现在我公司楼下。

　　这次他没有提前联系。

　　他坐了十四个小时飞机，穿着那件灰色外套，手里提着一只小小的骨灰盒。

　　盒子上清晰印着着我父亲的名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