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章

　　一个月后，周记糕点重新开业。

　　余婶凌晨四点就来帮我揉面。方姐托人送来一箱模具。老周也来了，说城新愿意把周记作为保留节点，重新设计改造方案，问我参不参加。

　　“我参加。”我说，“但方案里要留一样东西。”

　　“什么？”

　　“门上的木牌。”我指了指老宅门楣上那块漆都快掉光的牌子，“周记，一九八三。你们改什么都行，这块牌子不能动。”

　　老周看了看牌子，又看了看我：“林女士，你现在真是遗嘱执行人了。”

　　“我本来就是。”我说，“只是以前执行的是我妈的话，现在执行的是自己的。”

　　开业那天，巷子里来了很多人。余婶帮忙端盘子，方姐在门口支了一张小桌，老邻居们排队买桂花糕。我把母亲的红围裙挂在柜台后面，把蓝格子围裙叠好，放进铁皮柜，和遗嘱原件放在一起。

　　城新的设计师来量尺寸，问我柜台想怎么改。我说，柜台不改，只修。她把旧木头的裂缝拍了照，说保留原样也行，就是生意旺季会显得旧。我说，旧才好，周记开了四十三年，它本来就该有旧的样子。

　　红绳钥匙没有进柜。

　　我把它挂在木牌旁边，挂在“周记”两个字下面。

　　傍晚收摊，顾正荣从巷口走过。

　　他站在门口，看了那块牌子很久，没有进来，也没有说话。他走的时候，脚步比从前慢了一些。

　　我没有喊他。

　　母亲那页遗嘱就放在柜台抽屉里，我每天都看一遍。那六个字底下，母亲补的小字已经被我的眼泪洇得有些模糊，但我已经不需要再看它了。

　　“晚晚是我此生唯一受益人。”

　　我合上纸页，把它放回抽屉。

　　“妈，”我说，“我不是了。”

　　那天夜里，我关了店门，坐在母亲当年的柜台边，把钥匙从红绳上解下来，又系上去。

　　手机亮了，是顾衍发来的一条消息。他到了外地，附了一张工地的照片，说第一个月工资已经到账，欠我的那份公寓钱，会按月转。

　　我没有回“不用”，也没有回“好”。

　　我回了一句：“好好吃饭。”

　　放下手机，我抬头看墙上的老照片。照片里，母亲站在周记门口，系着红围裙，笑得很硬，像她这个人。

　　我学着照片里的样子，把围裙带子重新系紧。

　　明天早上，我要做的第一炉桂花糕，用母亲留下的方子，糖减半，桂花多放一点。

　　“周记，”我对着空荡荡的柜台说，“开业了。”

　　从那天起，我成了自己的遗嘱执行人。我妈留下的房子、钥匙和那句迟到的道歉，我替她一件一件收好；我自己要过的日子，从这炉桂花糕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