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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火车哐当哐当开了一天一夜。

　　到达县城火车站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

　　学校派了一辆破旧的面包车来接我。

　　开车的王校长是个黑瘦的中年人，笑起来很憨厚，眼角布满风霜的痕迹。

　　“林老师，一路辛苦了。咱们这儿条件差，委屈你了。”

　　“不委屈。”我看着窗外连绵起伏的黑山。

　　宿舍是一间平房。

　　水泥地面，一张木板床，一张掉漆的木桌子。

　　很简陋，但打扫得很干净。

　　我把行李箱放下，把衣服拿出来叠好放进柜子里。

　　铺好学校发的床铺。

　　这里没有客房被占用的尴尬，也没有怕吵醒谁的局促。

　　这是完全属于我的空间。

　　安顿下来后，我去镇上买了一张当地的电话卡。

　　换上新卡的那个晚上，我接到了林晓的电话。

　　“阿野，你到了吗？”

　　“到了。挺好的。”

　　“那就好。”她犹豫了一下，“有个事，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”

　　“说吧。”我拿起桌上的剪刀，修剪着蜡烛的灯芯。

　　“昨天我去学校拿毕业证，碰到你妈了。”

　　“她看起来状态很不好，拉着我问有没有你的新号码。”

　　我没说话，看着剪刀剪下黑色的灰烬。

　　“她说，她回家把那个带花生的菜倒了，自己扇了自己一巴掌。”

　　“她还说，她去配了新钥匙，想给你，可是找不见你了。”

　　我看着桌上跳动的橘黄色烛火。

　　“还有你爸。”林晓继续说。

　　“听说他跟陈阿姨大吵了一架，把陈阿姨侄子的户口从家里迁出去了。”

　　“他去学校找了你好几次，辅导员说你已经走了。”

　　“哦。”我把剪刀放下。

　　“阿野，你真的不打算联系他们了吗？”

　　“林晓。”我叫她的名字。

　　“如果一个玻璃杯碎了，你把它拼起来，它还能装水吗？”

　　电话那头沉默了。

　　“不漏水就不错了，但裂痕永远都在。”我说。

　　“他们现在找我，只是因为我走了。他们心里那点可怜的愧疚感发作了。”

　　“如果我还在那座城市，如果我还在那个楼梯上坐着，他们依然会让我退让。”

　　“我不想再退了。”

　　挂了电话，我吹灭了桌上的蜡烛。

　　房间里瞬间陷入黑暗。

　　但我转过头，看到了窗外很亮很亮的星星。